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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文化與思想解放高層論壇
作者：金火炬時間：2019-02-21 15:44:26來源：佚名 點擊量：0
“在整個高等教育的生態圈中，特色應該是任何學校在生存發展過程中追求的一個目標。而一個時期以來，沒有特色幾乎成了我國高校共同的‘特色’。”中國科技大學原黨委書記郭傳杰教授在8月28日由大學文化研究與發展中心主辦的“大學文化與思想解放高層論壇”上，就這一高校普遍關心的熱門話題發表自己的觀點。
以西南聯大為例，中國的大學曾經很有自己的特色。究竟是什么原因、什么力量，讓我們的大學文化變得如此單調、如此缺乏個性特征呢？是當今中國的大學自身不需要、不重視特色文化的建設與發展嗎？
郭傳杰不同意這種觀點。就他自己的親身工作經歷而言，無論在校園內還是在社會上，經常能看到聽到許多專家教授在為大學的文化建設而奔走疾呼，也有一些大學領導為文化問題而殫精竭慮。
“有三大因素扼殺中國大學的特色發展。”郭傳杰說。
“有形的手”讓千百大學變成清一色的面孔
長期計劃體制的影響和高度行政化的管理，使學校這個辦學主體缺乏實際辦學的自主權。體制因素是大學特色的第一“殺手”。
所有水平上乘、特色鮮明的大學，無一不是辦學主體在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下逐步形成的。“當市場的公平競爭機制還存在著扭曲現象，在辦學資源的配置還主要是靠各級政府‘有形的手’操控的情況下，高校的辦學模式趨同、辦學特色缺失就是不可避免的‘天然產物’了。”郭傳杰說。
有人不同意這種看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中有明確規定，高校辦學有自主權。對此，郭傳杰認為：那只是紙上的、大而化之的原則規定，很不具可操作性。相反，上級行政部門的管控卻是十分有力而周至的。
10年前，全國大學掀起了整合擴招的浪潮。是因為有主管部門——中國科學院的強力支持，中國科大才能成為堅守精品辦學特色的極少高校之一。前兩年，中國科大憑借中國科學院研究所的科學教育資源，在“校所結合”中推出了“本碩博”貫通的培育模式進行試點，為某些優勢前沿學科選育優秀人才提供了有益途徑，很受學生和社會的歡迎，反響很好。但就是這點小小的自我試點性改革，因為未經報批，曾遭到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的特別關切，幾次質詢。“大學擁有自主權，這本是一個既合憲法又合高教法的事情，可在某些同志那里，常常被視為一個敏感的話題。正是這些過分的‘關心’，扼殺著大學應有的自主權，讓千百大學都變成了清一色的面孔。”他說。
郭傳杰建議，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深層次的體制改革，探索建立起真正符合教育規律和社會發展規律的現代大學制度，那就是還權于校。“‘放權’這個詞是不恰當的，應該叫‘還權’。辦學的自主權本來就屬于基層的辦學者的，只是長期以來，被‘上面的’管理者錯用了。應該還給辦學主體。”
評審檢查過多過濫造成流水線式的人才生產模式
管理因素是影響大學特色發展的第二“殺手”。不符合教育科學規律的評審檢查過多過濫，扼殺大學特色，誤導大學的建設與發展。
在一些大學校園里，經常可見掛有“歡迎××檢查團”的巨大橫幅。今天是檢查本科的，明天是研究生的，后天又是重點實驗室的，等等，一個個來頭不小，不是某部的就是某局的，或者是某局下屬機構的。此外，現在社會上給大學列排行榜的官、民機構也多了起來。其中，嚴謹評價者有之，以營利為目的的機構也不少。
郭傳杰認為，對大學這類的公共機構，進行科學的檢查評議是必要的，本無可厚非。但糟糕的是，多而濫的評估檢查不僅干擾了學校正常的教學秩序，而且，不符合高等教育規律的評價標準又反過來影響大學主體的定位和定向。整齊劃一的考評指標體系造成的是流水線式的人才生產模式。與評價指標不合拍的辦學特色，就在這些標準型的評審中被扼殺掉了。“在目前的某些情況下，上級要求的‘迎評’、‘預評’等等，實際是對造假者的鼓勵與促進。”他說。
“解決這個問題的途徑在于政府、社會與學校各歸其位。評價權應該交給社會，管理權交給政府，辦學權則交給學校。”郭傳杰說：“像現在這樣，政府既管又辦還評，既失效率，更欠公平。社會應成為評價的主體，建立一個獨立的評估體系，由政府授權，以社會專業人士組成，隨機性對大學進行評估。這種評價必須是公正的、科學的，以第三方的中立立場進行，且體系是科學的，過程是透明的，結果是公開的，而且必須非功利、不‘迎評’。”
大學不能搞科層制的官本位文化
辦學者自身不懂、不按或不能按教育規律辦事，是使大學失去應有特色的第三原因。
“如果一個學校定位是模糊的，追求是功利的，管理是行政化的，這樣的學校自然不會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地位。辦好的教育，需要教育家按教育規律辦學。如果辦學者不夠教育家資格，社會條件再好，也辦不好學。”郭傳杰說。
當前，我國高教界的情況是，深諳教育規律的專家不能說沒有，但像蔡元培先生這樣的教育家少之又少。郭傳杰認為，總體上，一般合格的教育家和教育理論創新的人才都是缺乏的。另一方面，即便有合格的教育家來治學，也因環境制約而難以發揮。
如何解決這方面的問題？郭傳杰建議，一要培養并支持一批真正的教育家治學，二要讓辦學者能自主地根據國家的需求、自身的理念和學校的實際，確定學校的使命、愿景，制定學校的方針規劃，安排從招生、上課到師資、科研等各個教學環節。辦學者則要把構建自身特色作為大學發展的文化戰略予以長期堅持。
西方的著名大學一般都沒有圍墻，而中國的大學曾經都有個實體的圍墻，這些年有所改觀，有的變成了透綠的柵欄。但是，厚大的圍墻起不了阻隔作用，社會上有的風氣，學校里也都有反應。西方的大學則不同，他們沒有圍墻，甚至還允許公交車穿越其中，但卻似有一圈圍墻，發揮著對社會文化的“過濾”作用。這個“墻”是無形的，它就是大學文化，在無形中發揮了透析過濾的功能。
在郭傳杰工作過的中國科大多年來就一直致力于培育這種科大的精神文化“圍墻”：校內開會，不設主席臺；彼此稱呼，討厭稱官銜。“大學就不能搞‘科層制’的官本位文化，不能追求浮華時髦的商界文化，不能追逐庸俗低俗，不能搞整齊劃一的‘模式’，因為，這些與創新都是不能兼容的。”郭傳杰說。
以西南聯大為例，中國的大學曾經很有自己的特色。究竟是什么原因、什么力量，讓我們的大學文化變得如此單調、如此缺乏個性特征呢？是當今中國的大學自身不需要、不重視特色文化的建設與發展嗎？
郭傳杰不同意這種觀點。就他自己的親身工作經歷而言，無論在校園內還是在社會上，經常能看到聽到許多專家教授在為大學的文化建設而奔走疾呼，也有一些大學領導為文化問題而殫精竭慮。
“有三大因素扼殺中國大學的特色發展。”郭傳杰說。
“有形的手”讓千百大學變成清一色的面孔
長期計劃體制的影響和高度行政化的管理，使學校這個辦學主體缺乏實際辦學的自主權。體制因素是大學特色的第一“殺手”。
所有水平上乘、特色鮮明的大學，無一不是辦學主體在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下逐步形成的。“當市場的公平競爭機制還存在著扭曲現象，在辦學資源的配置還主要是靠各級政府‘有形的手’操控的情況下，高校的辦學模式趨同、辦學特色缺失就是不可避免的‘天然產物’了。”郭傳杰說。
有人不同意這種看法：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中有明確規定，高校辦學有自主權。對此，郭傳杰認為：那只是紙上的、大而化之的原則規定，很不具可操作性。相反，上級行政部門的管控卻是十分有力而周至的。
10年前，全國大學掀起了整合擴招的浪潮。是因為有主管部門——中國科學院的強力支持，中國科大才能成為堅守精品辦學特色的極少高校之一。前兩年，中國科大憑借中國科學院研究所的科學教育資源，在“校所結合”中推出了“本碩博”貫通的培育模式進行試點，為某些優勢前沿學科選育優秀人才提供了有益途徑，很受學生和社會的歡迎，反響很好。但就是這點小小的自我試點性改革，因為未經報批，曾遭到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的特別關切，幾次質詢。“大學擁有自主權，這本是一個既合憲法又合高教法的事情，可在某些同志那里，常常被視為一個敏感的話題。正是這些過分的‘關心’，扼殺著大學應有的自主權，讓千百大學都變成了清一色的面孔。”他說。
郭傳杰建議，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深層次的體制改革，探索建立起真正符合教育規律和社會發展規律的現代大學制度，那就是還權于校。“‘放權’這個詞是不恰當的，應該叫‘還權’。辦學的自主權本來就屬于基層的辦學者的，只是長期以來，被‘上面的’管理者錯用了。應該還給辦學主體。”
評審檢查過多過濫造成流水線式的人才生產模式
管理因素是影響大學特色發展的第二“殺手”。不符合教育科學規律的評審檢查過多過濫，扼殺大學特色，誤導大學的建設與發展。
在一些大學校園里，經常可見掛有“歡迎××檢查團”的巨大橫幅。今天是檢查本科的，明天是研究生的，后天又是重點實驗室的，等等，一個個來頭不小，不是某部的就是某局的，或者是某局下屬機構的。此外，現在社會上給大學列排行榜的官、民機構也多了起來。其中，嚴謹評價者有之，以營利為目的的機構也不少。
郭傳杰認為，對大學這類的公共機構，進行科學的檢查評議是必要的，本無可厚非。但糟糕的是，多而濫的評估檢查不僅干擾了學校正常的教學秩序，而且，不符合高等教育規律的評價標準又反過來影響大學主體的定位和定向。整齊劃一的考評指標體系造成的是流水線式的人才生產模式。與評價指標不合拍的辦學特色，就在這些標準型的評審中被扼殺掉了。“在目前的某些情況下，上級要求的‘迎評’、‘預評’等等，實際是對造假者的鼓勵與促進。”他說。
“解決這個問題的途徑在于政府、社會與學校各歸其位。評價權應該交給社會，管理權交給政府，辦學權則交給學校。”郭傳杰說：“像現在這樣，政府既管又辦還評，既失效率，更欠公平。社會應成為評價的主體，建立一個獨立的評估體系，由政府授權，以社會專業人士組成，隨機性對大學進行評估。這種評價必須是公正的、科學的，以第三方的中立立場進行，且體系是科學的，過程是透明的，結果是公開的，而且必須非功利、不‘迎評’。”
大學不能搞科層制的官本位文化
辦學者自身不懂、不按或不能按教育規律辦事，是使大學失去應有特色的第三原因。
“如果一個學校定位是模糊的，追求是功利的，管理是行政化的，這樣的學校自然不會形成自己的特色和地位。辦好的教育，需要教育家按教育規律辦學。如果辦學者不夠教育家資格，社會條件再好，也辦不好學。”郭傳杰說。
當前，我國高教界的情況是，深諳教育規律的專家不能說沒有，但像蔡元培先生這樣的教育家少之又少。郭傳杰認為，總體上，一般合格的教育家和教育理論創新的人才都是缺乏的。另一方面，即便有合格的教育家來治學，也因環境制約而難以發揮。
如何解決這方面的問題？郭傳杰建議，一要培養并支持一批真正的教育家治學，二要讓辦學者能自主地根據國家的需求、自身的理念和學校的實際，確定學校的使命、愿景，制定學校的方針規劃，安排從招生、上課到師資、科研等各個教學環節。辦學者則要把構建自身特色作為大學發展的文化戰略予以長期堅持。
西方的著名大學一般都沒有圍墻，而中國的大學曾經都有個實體的圍墻，這些年有所改觀，有的變成了透綠的柵欄。但是，厚大的圍墻起不了阻隔作用，社會上有的風氣，學校里也都有反應。西方的大學則不同，他們沒有圍墻，甚至還允許公交車穿越其中，但卻似有一圈圍墻，發揮著對社會文化的“過濾”作用。這個“墻”是無形的，它就是大學文化，在無形中發揮了透析過濾的功能。
在郭傳杰工作過的中國科大多年來就一直致力于培育這種科大的精神文化“圍墻”：校內開會，不設主席臺；彼此稱呼，討厭稱官銜。“大學就不能搞‘科層制’的官本位文化，不能追求浮華時髦的商界文化，不能追逐庸俗低俗，不能搞整齊劃一的‘模式’，因為，這些與創新都是不能兼容的。”郭傳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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