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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文憑的重要性可以這樣形容，  “文憑不是萬能的，但沒有文憑是萬萬不能的。”大型國有企業面向社會招工，公務員報考都以大專學歷為最低入門底線，全國統一的教師職稱評定制度，學歷更是必不可少的“硬件”。

同等業績下，學歷的高低決定著職稱的高低。師專就要優于中師，本科就要優于師專，研究生則優于本科。在這樣的用人機制下，想不讓人們重視學歷，可能嗎？而考不上大學，就進入不了正規的勞動市場，只能在一些低級的勞動市場中做一些報酬低、勞動強度大的工作。這也是曹湘凡、王偉強們生命不息、高考不止的原因吧。所以也無怪乎一些領導和專家一方面義正嚴詞地斥責應試教育，一方面又在鼓勵孩子報考名校。啟功大師是被大家公認的中國學術史上的知名人物，但啟功只讀完了高中，輔仁大學校長陳恒的一力提攜，才使他走上大學的講臺。梁漱溟第一次報考北大沒被錄取，第二次報考時，讀過梁漱溟文章的北大校長蔡元培，對梁漱溟說：  “你不要再考了，到北大來教書吧。”于是，梁漱溟先生成丁北大的一名教師。這兩位大師如果身處于今天的貌似公正、剛性，實則僵化、呆板的用人體制下，他們能有脫穎而出之機遇嗎？

    正因為高考與民生聯系如此密切，所以中國高考的日子成了不是節日勝似節日的日子，每一地方的高考成績則成了那一地方父母官的政績。于是有的縣高考成績下降，縣委書記向全縣檢討，并被免去教育局局長、縣一中校長職務；某區沒有完成預定的“高考奮斗”目標，區委、區政府聯合下發文件，對區教育局通報批評，并要求限期整改，并把升學率作為業績考核內容以兌現獎懲，把“大打高考翻身仗”作為全區教育系統工作的目標。在這樣強大的考試文化的趨勢下，希冀確立一個高標獨立的素質教育，與應試教育一決雌雄，結果這一新的教育理念不僅無法撼動應試教育，而且還有被應試教育同化的危險。于是許多專家學者，包括一些從事實際工作的改革者盡管不斷地以理論、以實踐與應試教育作斗爭，但都免不了落入無物之陣的困惑、傍徨，最后以不了了之收場。

    中考、高考中殘酷的競爭，其實質是社會上激烈的就業生存競爭在教育領域的反映。而這激烈的就業競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僵化的用人體制阻礙了人才的出路。所以，考試制度的弊端表現在教育，根系卻在社會。    改變當前的線性人才培養方式，構建人才成長的立交橋是國人期盼已久的心愿，21世紀“中國制造”的藍圖的實現需要更多的來自本土的高級藍領。近

幾年，媒體也不乏對某地高薪聘請高級技工的報導，國家每年也通過表彰“十大杰出技工”為社會確立尊重工人、尊重勞動的輿論導向，國冢領導人對職業教育的重視更是有目共睹。但中職教育的發展，在社會上并沒引起應有的“熱度”，無論學生還是家長對中職的關注度都不高，這與中職教育體系的自身不完善有關。與普教有本科、碩士、博士相比，我國職教只有初級、中職和高職，最高的學歷是專科，而在西方發達國家和周邊國家，職教有從初級到博士的各個層次。這樣在體系方面，我國職教就顯得先天不足。特別是在社會上學歷依然等同于能力的風氣下，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學歷能更高一些，職教的最高學歷是?？疲@自然限制了人們對職教的熱情。上不同類的學校，畢業后身份確實存在著干部和工人之分，職業院校的定位就是培養服務于一線的人才，使之具備一定水平的職業技能和實踐能力，從職業院校畢業后的身份是工人。

提高工資待遇和晉升職稱只能在企業編制范圍內進行，與事業編制的干部相比，各方面的待遇都要差一截。所以，盡管國家提出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現實中也出現了“技工荒”，在一些地區，高級技工的工資比碩士生、博士生的還高，但只要學生能考上普通院校，還是不屑于上職業院校，其原因可能就在于就業后的身份因素。畢竟從工人成為高級技工的路途很漫長，而普通院校學生畢業后，經過一定程序的招聘考試就能取得干部的身份。

    職教發展中所遇到的問題啟示我們，如果沒有合理的制度建設，許多特別好的政策很容易成為空中樓閣。

    任何一項改革，都涉及觀念、理論、制度行為多個層面，熱于理念、疏于制度、怠于操作、理論遲遲不能轉化為制度，必然造成人心混亂和迷惘。制度創新今天已成為考試文化創新的瓶頸。

    高校自主招生的一個重要支點在于高中學校的公平推薦，它也遇到了社會誠信程度的挑戰，但其深層原因依然是制度問題。

    哈佛和牛津一直是世界名校之楷模，它們之所以成“名”，恐怕和其強大的“大學精神”不無關系，在1986年哈佛大學350周年校慶前，哈佛大學按舊制（因為羅斯?？偨y應邀參加了哈佛大學300周年校慶）向時任總統里根發出邀請，里根欣然受邀，但他私下里提出一個個人要求，希望哈佛授予其榮譽博士學位。這本是件不難辦的事，況且有的國家已這樣辦過，可哈佛大學校董會反復征求哈佛師生意見后，里根的要求遭拒。這就是哈佛風骨，不為權勢所囿，不為時尚所惑，得罪總統也不能辱沒哈佛精神。無獨有偶，英國牛津大學刃；堅持錄取標準，拒絕了英國首相布萊汞與副首相、教育大臣、議會的層層說情，不錄取英格蘭一女考生（這位女學生成績夠牛津錄取標準，就是教授面試未通過）。當牛津大學聽到布萊爾首相埋怨牛津大學太古板時，牛津大學當即取消授予布萊爾榮譽博士的決定。這就是大學應有的獨立精神與品格，不屈就于權勢與世俗。然而，這樣的大學精神是需要大學有一個超然、獨立的地位為前提的，如果行政力量對大學可以為所欲為的話，那么強大的大學精神是無從產生的。

    推進考試模式的變革和創新考試文化的機制，將是一個艱難而曲折的過程，它要直面傳統文化的挑戰和現實既得利益的圍剿，尤其是如何在改革中理順現有的考試制度，讓它成為新的考試文化的孵化器，成為人才成長的加速器和起跑板，它也在考驗著中國的教育工作者和政治家的智慧和勇氣。今天新課改實驗區的中考改革和部分高校自主招生的嘗試，幾年來職業教育的超常規發展，使我們看到了打破傳統的考試制度堅冰的希望，也預示著一個創新的考試文化正在誕生。在這期間，我們也能感受到舊有的考試模式的巨大慣性，以及這些新的改革在夾縫中生存帶著鐐銬跳舞的艱難。像魯迅先生所指出的，中國的因襲勢力太強大了。但是，為了不讓“應試教育”再挾持我們的教育和我們民族的明天，推進考試的文化創新，我們別無選擇。